她的艺术具有非物质性特点。她的沙龙是一个特殊的展示平台，见证了过去三十年里苏黎世的文化变迁。今年，苏黎世独立艺术界的“贵妇”埃丝特·爱普斯坦(Esther Eppstein)荣膺2021年梅拉·奥本海姆奖(Prix Meret Oppenheim)，最终赢得了瑞士正统艺术流派的认可。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爱普斯坦的生活和艺术由他人、与他人、通过他人、为他人创造。1996年，她在苏黎世的红灯区开设了第一家艺闻沙龙，就位于当地一条以按摩店闻名的街道上。过了几年，她于2006年将沙龙搬迁至新址，那里以前是一家名为Perla Mode的精品店。她的新沙龙保留了原来这家精品店的名字。Perla Mode艺闻沙龙于2013年关闭，但爱普斯坦从未停止她的艺术活动。自2015年以来，她一直在运营一个艺术家驻留项目，即“艺闻沙龙大使馆”(Message Salon Embassy)。

　　爱普斯坦知道，她本可以凭借自己激起的阵阵艺术浪潮踏浪而行，成为一名画廊主或艺术品经销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黎世艺术界呈现蓬勃发展态势，艺术品成交金额达成百上千万美元，她本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但她却始终秉承不露声色的“地下”创作精神。

　　新冠疫情对文化艺术界造成了直接影响。几周前，爱普斯坦策划了一场艺术品拍卖会，以帮助当地艺术家。

　　在此之前，人们可以在Nieves书店里举办的小型街边杂志活动中看到她的身影，她与年轻的独立艺术家一同出售她的书籍和小册子。苏黎世艺术书籍出版商Nieves即将搬走，她将在一个月内接手这个场所。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因为她需要获得关注、博人眼球，这也能满足苏黎世的需求：这座城市已经有太多画廊，却没有艺术沙龙。Eduardo Simantob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当您开始提倡后来被称为“关系美学”的概念时，您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您为何会萌生这种想法？

　　埃丝特·爱普斯坦：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80、90年代苏黎世的整体环境。80年代的标志性事件是一系列的街头骚乱，在那场运动中，年轻人渴望获得文化空间。当时我还是个少年，目睹了这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运动被警察和政客。到80年代末，苏黎世变成了一座非常黑暗的城市，仿佛一切都陷入了停滞，气氛非常压抑。

　　瑞士资讯：此外还有大规模的吸毒和艾滋病感染问题。当时苏黎世因吸毒者在街上四处游走而在世界上臭名昭著。

　　埃丝特·爱普斯坦：的确如此。在90年代初期，这座城市正与“毒品顽疾”作斗争，当时苏黎世几乎是座空城：家庭搬走、企业撤离、工厂倒闭。就在那时，当地政局开始发生了变化，民众选出了一个左翼政府。新政府希望把这个城市改造成为一个宜居的地方。他们明白，文艺有助于营造新的氛围，尤其是在废弃或有问题的街区。

　　当时苏黎世艺术大学还不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在空置的楼宇和非法酒吧里社交，这便是当时的艺术交流模式，旨在创造一种另类文化。辍学之后，我想摆脱作为一名年轻母亲的孤立状态。但当时我们缺乏可以效仿的榜样，于是我到处参观了一些艺术家运营的空间，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瑞士资讯: 在您创办首个艺闻沙龙之前，您心里是否已经有了清晰的概念和思路？

　　埃丝特·爱普斯坦：我只是想创办我自己的空间。我是一个务实的人，不希望坐下来花费数周或数小时来设计概念。在找到合适的空间后，我很快着手与朋友一起举办展览，我的朋友又介绍了他们的朋友来一起参加，于是整个活动变得充满活力。由于城里没有其他新鲜事，而且当时苏黎世正在经历变革，因此我们办的活动很快就变得非常受欢迎。

　　瑞士资讯：当时人们对艺术和文化有一定的渴望。与今天的苏黎世相比，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你觉得现在的氛围如何？

　　埃丝特·爱普斯坦：今天的城市氛围与过去大不相同，苏黎世已然成为一个面积不大的都市。就文化而言，这座城市包罗万象，人们可以在很多公共空间里见面。所有这些事情在80、90年代根本不可能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黎世逐渐成为了一个非常适合文化艺术发展的城市，虽然我不希望再有90年代的那种氛围，但是那个时代的部分特点却值得保留，因为忽然之间苏黎世的一切都变得过于浮躁。随着卢云堡(Löwenbrau)艺术空间[高端艺术画廊综合体]的开放，一些年轻的瑞士艺术家顿时声名鹊起、引人注目。

　　埃丝特·爱普斯坦：在我看来，公开创作在90年代是件大事，因为在80年代的黑暗时期里，艺术家只能默默无闻地开展地下创作，非常隐忍地躲在地下室和地窖里。到90年代，我们终于可以进行公开创作。这种转变仿佛是一种政治声明。这并不意味着用激进的话语或激进主义来创作政治艺术品，而是以一种公开可见的方式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与路过的人进行对话，从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一股风潮：这便成为了一种政治行为。在一个不开放的、压抑的社会中，艺术家往往最先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公共场合开展艺术创作具有政治内涵。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如今艺术界到处充斥着商业气息，非常注重竞争、各种活动和流量经济。我很怀念90年代的团结精神，因为现在的艺术品市场中往往会出现同期活动争夺艺术资助的现象，而不是各方协调配合，创造自己的普世价值。苏黎世是全球主要的艺术品市场之一……

　　埃丝特·爱普斯坦：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苏黎世是一个好地方，因为有钱可以培养文化。我不想不停地发牢骚，因为毕竟苏黎世算是个好地方，至少我可以办成事。但我认为这也与整个艺术创作的机构化有关，各类艺术学校和苏黎世艺术大学都在推动这一进程。

　　埃丝特·爱普斯坦：是的，但这其中存在矛盾，因为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努力使社会承认我们工作的意义，认可我们在为社会做贡献。仅仅拥有一纸文凭是不够的，因为最终现实世界和市场会对艺术家的工作进行评判，所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有机会前往艺术学校或艺术大学接受教育是件好事，但我不喜欢人们对于成功的定义。成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在我获得学士学位后能够开办一家画廊？还是意味着我出现在一些排名榜上？

　　都不是。对我来说，成功意味着别的东西。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能够从事艺术工作，并以此养家糊口。我可以花时间和艺术家在一起，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Carlo Pisani

　　瑞士资讯: ......您还赢得了瑞士最负盛名的艺术奖-梅拉·奥本海姆奖!

　　埃丝特·爱普斯坦：虽然这在我意料之外，但我并不感到惊讶。说实话，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我也认为这是一种责任，我可以成为年轻艺术家的榜样，仿佛在对他们说：“嘿，你们也可以享受与众不同的艺术生活”。因为我从来没有管理过一个机构，我总是在机构化的艺术生活边缘徘徊，但同时我又有点参与其中。

　　埃丝特·爱普斯坦：没有。在开办艺闻沙龙之后，在那里办展一些艺术家开始有了自己的事业，因为当时我给了他们一个展示作品的平台。后来他们来找我说：埃丝特，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的画廊主。我说：什么？画廊主？我接着回应道：我不喜欢这种精英主义的东西，也不喜欢艺术品市场的概念，它们与我的理念相悖。

　　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画廊，我认为画廊也是艺术家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认为自己的作用在于，辅助艺术家实现从默默无闻的地下创作向声名鹊起的公开创作之过渡。而我感兴趣的正是这种从阴影中向阳光下转变的临界环节。

　　我还决定，如果一名艺术家一开始与我合作，后来觉得他想更上一次层楼，我绝不会阻拦。我个人不希望成为画廊主，如果有人希望与画廊合作，我也绝不反对。我想花时间和艺术家们在一起。虽然收藏家们很重要，但我不想和他们混迹在一起。

　　我对收藏家们并不反感，但我只对尚未被贴上标签的人或作品感兴趣，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事物，我愿意冒险一试。有时我邀请的艺术家，甚至我都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决定没必要从事职业画廊主的工作。

　　墙上挂着瑞士-斯洛文尼亚二人组威利(Veli)和阿莫斯(Amos)创作的一种非常特殊的邮件艺术作品。Carlo Pisani